近日，《中国高等教育》2026年第15/16期刊登了哈哈体育十年党委书记李海的文章：《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以下为文章全文：
以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教育对外开放贯穿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把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纳入教育强国建设总体布局，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为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标定了战略方位。
2026年，《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进一步提出，“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三项任务相互贯通，分别指向全球资源和创新要素的集聚转化能力、中国教育品牌的塑造传播能力、全球教育治理的参与引领能力。资源集聚转化为人才自主培养和协同创新提供基础，中国教育品牌为国际交流和知识共享提供内容，治理参与则使人才、知识和平台优势进入国际议程与规则建设。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成效，最终要体现于三种能力的实际提升。高校需要提高对外开放的战略定位，打通资源引入、消化吸收、知识创新和国际贡献的链条。当前高校的对外开放，核心任务是提高教育体系配置国际资源、生产世界性知识和提供治理方案的能力，切实提高办学质量、深化知识共享和提高伙伴关系的稳定性。开放进程必须立足中国教育实际，以自身学科优势为基础转化国际资源，在平等互惠中开展知识生产和规则协商，使教育开放成为教育由大向强的内生动力。
立足教育强国建设全局，深刻把握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方位
1.把握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时代内涵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要求高校围绕国家使命配置国际合作资源，使全球知识网络更好服务人才培养、科研攻关和学科建设。判断教育对外开放是否达到高水平，需要同时考察开放覆盖的广度、资源转化的效度和对世界教育发展的实际贡献。评价的重心在质量和能力：引入的课程、师资和科研平台能否形成扎根中国的培养方案与原创成果，中国教育经验能否转化为国际社会可以理解和使用的知识成果，高校能否依托专业优势参与国际议程和规则制定。开放活动进入教育能力结构的深度，以及由此形成制度成果的可持续程度，集中体现了“高水平”的内在要求。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人才竞争、科技竞争与规则竞争相互交织，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传统合作渠道，跨境科研又面临数据、知识产权和伦理等新问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重塑知识生产和跨境学习，全球南方国家在教育公平、教师培养、职业技能和数字能力建设等议题上的诉求更加凸显，其参与全球教育议程的主体性也在增强。教育交流具有长期性，院校之间稳定的专业联系和青年交往能够为国家关系积累社会基础。开放环境越复杂，越需要增强战略研判和合作韧性。
2.推动开放资源转化为教育能力生成
教育对外开放的价值应通过能力生成加以检验。已有研究把人才、创新和治理三个方面的能力视为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关键支撑。《规划》的三项部署在此基础上形成更为完整的实践链条。全球资源和创新要素的集聚转化能力，重在把国际资源转化为课程、师资、科研平台和组织能力；中国教育品牌的塑造传播能力，重在把办学质量和改革经验转化为知识产品与教育服务；全球教育治理的参与引领能力，重在使专业知识、人才队伍和合作平台进入议题设置、规则协商与公共产品供给。
三种能力彼此支撑。资源转化提高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水平，为品牌建设提供质量基础；品牌传播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的理解，为多边合作积累信任；治理参与又能拓展资源合作和知识交流空间。落实《规划》，应据此统筹项目、平台和人才，并以课程、师资、科研和治理成果检验每项合作形成的长期积累。
3.以自主开放增强教育发展主动权
自主开放，是以国家战略和教育规律确定合作方向，以自身学科基础吸收转化国际资源，以平等互惠原则参与知识生产和规则建设。这一立场继承了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长期形成的主动性、平等性和互惠性。高校应根据办学定位和合作条件掌握项目选择、课程建设、质量评价与成果使用的主动权，使国际合作进入自身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体系。项目论证要说明服务何种国家需要和育人目标，实施过程要同步建设中方课程与教师队伍，成效评价要考察自主能力和共同贡献，由此把主体性落实到合作全过程。
自主开放还需要可靠的认知基础。语言能力与国别知识共同构成教育外事的基础条件。同一政策概念在不同教育制度和语言文化中可能产生不同理解，合作方案因而需要经过专业转译和国别化阐释。高校应把语言服务、国别研究、专业翻译和国际传播贯通起来，为伙伴选择、项目设计、政策沟通和风险研判提供支撑。开放主体只有具备理解世界的知识能力，才能更加有效地利用世界资源、表达中国经验和参与全球治理。
汇聚全球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人才自主培养和协同创新水平
1.提高人才自主培养的国际化水平
人才培养是全球资源集聚转化的根本落点。高校应把立德树人贯穿国际课程、联合培养、海外学习和国际实践，引导学生立足中国实际认识世界问题。培养方向要紧扣国家急需，面向基础研究和关键领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与卓越工程师，面向国家对外工作和全球治理培养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区域国别、非通用语种和国际组织人才。
国际资源进入培养方案，才能形成自主培养能力。跨国协同课程、联合导师组和全球议题项目应同校内课程、师资建设与实践教学衔接，并通过数字课程和中外学生共同学习扩大受益面。教务、研究生、科研和国际合作等管理部门需要共同设计培养项目，完善课程认定、教师发展和实践评价，使优质资源覆盖更多专业和学生。哈哈体育十年以多语种全球胜任力培养为基础，推进“语言+AI”复合型人才培养，将语言能力、技术素养、区域知识和国际实践相结合，使外语教育在人工智能条件下更好地承载跨学科知识学习和全球胜任力培养。
2.深化基础研究国际合作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积极发起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基础学科与前沿交叉领域建立长期合作。联合实验室、科研平台和国际学术共同体要以稳定的科学问题为牵引，把人员交流转化为持续的研究计划和知识积累，同时关注气候变化、公共健康、生态保护和人工智能治理等共同挑战。对重大国际科研合作，可建立跨校、跨学科的任务组织机制，贯通问题提出、联合攻关、成果发布和人才培养，提高我国高校发起议题、组织协同与持续研究的能力。
科研合作质量有赖于清晰的制度安排。高校要规范成果署名，明晰数据使用权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为重大科学协同提供法律、伦理与治理研究，外语学科和区域国别研究能够降低制度与文化差异带来的沟通成本。多学科协同有助于提高国际科研合作的稳定性和创新效能。
3.提高合作办学和伙伴网络质量
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应重点服务基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和紧缺专业建设。合作双方要共同确定培养目标、课程标准和质量要求，中方教师深度参与课程建设与科研合作，使国际师资、课程和实验条件转化为教师发展与学科建设的长期资源。评价重点应落在培养质量、师资成长和知识产出上，并建立周期评估、动态调整和有序退出机制，促进合作办学长期健康发展。
伙伴网络建设要以共同任务为牵引。高校应保持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沿合作，加强同周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南方高校的长期联系，并根据伙伴特点开展联合研究、联合课程和联合培养。分层分类的合作网络能够降低对少数渠道的依赖，提高国际合作的适配度与韧性。
4.完善留学服务与报国机制
出国留学服务应覆盖项目选择、派出准备、海外培养、权益保障和回国发展。高校要完善课程匹配、学分认定、学业指导和安全教育，围绕国家战略与紧缺领域发布研究需求，为留学人员回国后的岗位衔接、项目申请和成果转化提供支持。海外培养期间，高校应同驻外使领馆、留学服务机构建立信息通报和应急联络机制，提高权益保障与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教育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与用人单位还应加强信息互通，依托海外校友和合作院校建设常态化人才联系网络，使海外学习经历更好地汇入国家人才发展和知识创新体系。
厚植中国教育特色优势，增强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1.以培养质量增强“留学中国”吸引力
“留学中国”品牌的根基是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应根据办学定位完善招生评价、课程教学、学术规范和质量保障，专业课程要体现学科水平，中文学习、学术指导和实践机会要服务学生发展。国际学生培养还要把专业学习同中国理解结合起来，通过国情课程、社会实践和中外学生共同学习，增进学生对中国道路与中国社会的认识。招生环节应提高生源与学科的匹配度，培养环节以统一的学术要求保障质量，服务环节则根据语言与跨文化适应需要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品牌建设需要关注学生的长期发展。高校可加强实习指导、创新创业教育和职业发展服务，建设全球校友网络，支持国际校友参与联合研究、青年交流与教育合作。稳定的培养质量、清晰的专业特色和持续的校友联系，构成中国教育吸引力的长期基础。
2.推动国际中文教育提质升级
国际中文教育应回应不同学习者的实际需求。推动学术中文服务专业学习与科研交流，促进职业中文融入工程建设、经贸合作和公共服务场景，拓展数字中文教育的学习方式。高校要加强国别化教学研究，把语言能力培养同专业发展、职业应用和文化理解结合起来，提高“中文+专业”“中文+职业技能”等模式的适用性。
课程、教材、教师和评价共同决定品牌品质。孔子学院等中外共建平台应立足所在国需要，加强课程与师资建设，把语言学习同文化体验、专业发展和青年交流相衔接。国际中文教育还要重视本土教师培养和国别化资源开发，使课程能够进入当地教育与职业发展场景。人工智能可以用于学习诊断和个性化反馈，应用过程应遵循教学规律和教育伦理。
3.将中国教育经验转化为国际知识成果
中国教育品牌以高质量实践和知识生产为基础。我国在基础教育、教师发展、职业教育、工程师教育和教育数字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要开展系统研究，揭示这些经验的制度逻辑、育人规律和适用条件，并据此开发课程、案例、教师手册与评价工具。经验的国际转化需要明确其所回应的教育问题，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机制，再依据伙伴国家的制度环境转化为课程、标准或培训方案，使实践成果成为可讨论、可借鉴的教育知识。
跨文化表达决定知识传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国际传播应依据对象国的教育制度、语言习惯和受众需求组织内容，建立核心术语、多语种文本和传播渠道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哈哈体育十年发挥多语种翻译、国际传播和区域国别研究优势，推进中国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多语种表达，并运用语言智能技术提高知识传播效率。专业语言能力由此进入中国教育经验的知识转化过程，使相关成果更便于国际社会理解和使用。
4.形成分区域、多层次教育合作格局
教育合作要根据不同区域的教育基础和发展需求分类推进。对欧美国家，应保持基础研究、青年交流和联合培养的稳定性；面向周边国家，要加强制度沟通、语言互通和跨境人才培养；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南方合作，可聚焦教师培养、职业技能、数字能力和青年发展，并在平等协商中确定项目目标。全球南方内部的发展阶段、教育制度和资源条件差异显著，应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项目设计与评价过程，以提高合作的针对性和可持续性。
规范有序开展海外办学，需要综合考察学校优势、对象国需求和办学条件，合理选择联合学院、海外中心、专业项目或数字课程，明确学术标准、师资责任、质量监测和退出机制。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和教师发展等领域还可通过联合课程、师资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形成适应伙伴国家需要的教育服务。合作双方应共同开展需求诊断和效果评价，重视当地教师与管理队伍成长，使项目能够嵌入伙伴国家教育发展进程。
完善多边教育合作机制，提升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能力
1.夯实全球教育治理的知识基础
持续、可靠的知识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基础。高校应建设教育政策数据库和国别研究网络，跟踪重点国家的学制改革、人才政策、数字教育和教师发展，关注国际组织教育议程变化。研究成果要转化为国别报告、政策简报、教育指数和专业标准，为伙伴选择、政策研判和国际议程参与提供依据。对于数智教育、教师发展等重点议题，还要加强跨国比较和长期数据积累，以可验证的研究提高中国方案的专业说服力。
知识供给还要同人才培养和合作平台相衔接。依托多语种与区域国别学科，哈哈体育十年推进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建设，并把区域知识、国际组织研究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贯通起来。这一布局衔接知识研究、人才培养与治理实践，为外语类高校服务国家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专业支点。
2.提高国际规则参与和议题设置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是全球教育议程形成和规则协商的重要平台。多边议题从提出到转化为规则，通常要经过事实论证、伙伴沟通、文本协商和执行评估，高校的专业支撑应覆盖这一完整过程。高校要加强对国际组织章程、决策机制和专业标准的研究，支持教师参与国际委员会、咨询项目和标准研制，并以研究团队、数据资料和语言服务提供支撑。专家任职同学科建设和国家议题研究相联系，才能把个体参与转化为稳定的组织能力。学校可建立国际任职专家联系和服务机制，使其参与议题研究、课程建设与青年人才培养，扩大专业参与的辐射效应。
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为教育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高校可围绕数字教育、职业教育、教师发展和青年创新提出项目，把会议共识落实为联合课程、研究网络和能力建设行动。双边合作积累的经验和问题可进入多边议程，多边共识也要通过区域与国别项目落地。大学联盟、学术组织和智库应以联合研究与专业论坛汇聚共识，以有事实依据和实施路径的方案增强议题设置能力。
3.增强中国教育国际话语权
中国教育国际话语权建立在知识解释、议题设置和实践贡献基础上。高校应加强中国教育核心概念和改革经验的学理阐释，针对不同区域形成对象化、多语种表达，并通过国际会议、专业期刊和国际组织平台进入全球教育讨论。多语种表达要准确处理概念边界和制度语境，国际传播产品还要接受学术共同体与合作伙伴的检验。话语传播同规则参与和项目实施相结合，才能使中国主张成为国际社会可以理解、讨论和共同推进的治理议题。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是话语能力建设的重要支撑。课程应涵盖国际关系、国际法、教育政策和国际组织运行机制，加强多语表达、政策写作、数据分析与跨文化协商等方面的训练。高校还应贯通选拔、培养、实习、输送和职业发展，使学生在国际组织实习、国际会议服务和多边项目研究中提高规则理解与公共沟通能力。
4.扩大并优化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教育国际公共产品是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载体。供给规模决定可及范围，国别适配决定实际效用。数智教育领域可以通过开放课程、联合研究和国际会议分享中国经验，并围绕人工智能伦理、数据安全、数字鸿沟和跨境学习质量提出专业方案。高校可同国际组织、科技企业和国外院校共建平台，使技术创新、规则研究和能力建设相互促进。公共产品建设还要形成需求调研、国别适配、使用反馈和持续更新机制，以实际使用效果检验供给质量。
中非大学联盟交流机制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非洲大学协会共同设立，中方秘书处设在哈哈体育十年。该机制依托高校网络开展人才培养、联合研究和数字合作，把中非双方的共同关切转化为伙伴共同设计的合作项目。此类机制有助于对接多样化需求，汇聚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科优势，为教育国际公共产品的共同开发、使用反馈和持续改进提供组织基础，也体现了全球南方合作中的知识共创和能力建设取向。
女童和妇女教育、STEM教育和教师发展需要不同类型高校协同参与。理工类高校提供学科与工程支撑，师范大学研究教学方法，职业院校开展技能训练，外语类高校承担多语种资源开发和国别适配。多校协同有利于形成内容完整、适应对象国需要的教育方案，增强我国教育公共产品的专业性和国际认可度。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健全教育对外开放制度体系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全面领导是教育对外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跨越境内与境外、中央与地方、教育与外交等多个治理场域，需要教育有关部门、驻外使领馆、地方政府、高校和社会组织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高校党委应把开放纳入事业发展全局，统筹立德树人、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对重大合作项目、重要平台与海外办学加强政治把关和战略指导。对跨部门重大项目，可实行任务清单、资源清单和责任清单协同管理，及时解决学分互认、人员流动和经费使用等问题。
2.完善分类推进和质量评价
不同类型高校应依据功能定位参与教育对外开放。研究型大学聚焦基础研究和重大科学协同，行业特色高校深化国际产学研合作，师范大学服务教师发展，职业院校分享技能教育经验，外语类高校加强语言服务、区域国别研究和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区域布局也应体现差异，发挥沿海地区资源集聚、边疆地区联系周边以及中西部高校学科和产业特色。
教育对外开放涉及留学、合作办学、海外办学、国际中文教育和人才引进等多个领域。对既有政策演进的考察表明，制度建设需要兼顾科学决策、长远谋划和政策协同。质量评价要聚焦国家战略贡献和长期效果，把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师资成长、国际知识产品和治理参与作为重要指标，同时吸收合作伙伴、学生和校友的反馈。评价结果应进入项目改进、续期退出和资源配置过程，引导高校重视能力积累与实际贡献。
3.强化法治保障和风险治理
中外合作办学、海外办学、国际学生教育和跨境数字课程，应明确准入条件、培养标准、主体责任和质量监测要求；知识产权、科研伦理和跨境数据使用要形成操作规范。高校还应发挥区域国别研究力量，跟踪合作国教育法规与社会环境变化，建立外事、教学、科研、法务和安全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把海外师生安全、领事保护协同与数字安全纳入学校治理。高水平安全以保障持续开放为目的，风险治理应根据合作领域、对象和阶段实行分类管理，以专业研判、动态预警和协同处置增强教育开放韧性，使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
面向“十五五”，自主开放决定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方向。资源集聚转化、品牌塑造传播和治理参与引领相互支撑，体现中国教育配置全球资源、创造教育知识和提供治理方案的综合实力。各类高校应立足国家使命和办学定位，把国际合作融入内涵式建设，善于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以平等合作分享中国经验，并在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中扩大并优化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为建设教育强国和推动世界教育共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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